深圳情思（我與一座城）　　連日來，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週年的各種信息如潮水般湧來，令人目不暇接，怦然心動，甚至還會由目之所見引發回憶和遐想，情不自禁地淚眼迷離──頓時醒悟到，原來我與深圳早已血脈相連，空間上的距離並不能阻斷情感的紐帶。　　一個人一旦把自己的某一段人生歲月交付給深圳，就如同打上了一個相伴終身的“深圳印記”。每個人的“深圳印記”有不同的呈現方式，而我的“深圳印記”，最主要的呈現方式就是這些文字。　　　　本以為，退休後到北京定居，我與嶺南的那座城市已漸行漸遠。誰知，連日來，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週年的各種信息如潮水般湧來，令人目不暇接，怦然心動，甚至還會由目之所見引發回憶和遐想，情不自禁地淚眼迷離──頓時醒悟到，原來我與深圳早已血脈相連，空間上的距離並不能阻斷情感的紐帶。畢竟，我把自己二十七年的寶貴年華留在了深圳，把自己的激情與夢想留在了深圳，也把自己最珍愛的文字留在了深圳……我的生命已經和深圳這座城市密不可分了。　　一　　1993年初，我從天津南下深圳。當時，這片土地上到處都是建築工地，新項目一個接一個破土動工。　　我身為報社文藝部主任，卻經常主動請纓，四處奔波去採訪新聞，我渴望親身感受深圳的脈動。在鹽田港的建築工地，我目睹了這座日後成為舉世聞名的集裝箱大港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在大亞灣核電站，我見證了核電站一號機組並網發電成功；在大鵬所城，我在尚未修繕的舊街老屋裡，採訪賴氏家族在世的最後一位老奶奶，雖然她說的話我聽不懂，但卻實地探明了“鵬城”之所以成為深圳“別名”的淵源……作為一個異鄉人，我每天都被這些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人和事感染著，並把這些新鮮的感受融入文字，披露于報端。那是我置身于深圳改革開放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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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寫下的激情燃燒的文字。　　然而，每到夜晚，卻難挨身心的孤寂。背井離鄉，孤身闖蕩，以往自許的“輝煌”瞬間歸零，甚至連語言都要從頭學起。這種失落感時常令我對自己的選擇產生懷疑。除了孤寂，還有對家鄉親人的思念。不過，我從不諱言自己的孤寂和苦悶，也從不對故鄉的親朋“報喜不報憂”，我甚至在原先工作的報紙上開設了一個名為“感受深圳”的專欄，把自己初來深圳的點點滴滴寫給家鄉的朋友們。在我看來，人生的逆旅同樣是寶貴的精神財富。現在回想起來，我為當年自己沒有遺漏這些真實的感受而感到慶幸。　　記得初來深圳時，我應邀為荔枝公園撰寫過一副對聯：“無意秋風迷望眼，多情細雨洗鄉思。”那是為公園裡的一座“風雨橋”度身定制的，對聯就懸掛在橋兩旁的抱柱上。望鄉之眼，思鄉之愁，無意秋風，多情細雨，全都凝聚在這小小風雨橋上。其實，對于當時我這個初來乍到的“異鄉人”來說，這副對聯幾乎就是我的自況和內心寫照。　　而今，這副對聯在風雨橋上已懸掛了二十多年。近幾年還不時會有朋友打來電話，告訴我在荔枝公園裡看到了它。想來，對聯所寫內容應該牽動過許多“新深圳人”的情思。二十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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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又一批新移民蜂擁而至深圳，他們也如我當年一樣，在秋風細雨中感悟著各自的鄉愁──“鄉愁”在深圳，應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了。　　二　　在深圳的這些年裡，我切身感受到一座城市是如何一步步邁向現代文明的。　　你能想象嗎，在我初來深圳時，深南大道的紅綠燈路口，除了斑馬線，還要有人拉起一條粗麻繩。每當紅燈亮起時，繩子就會迅即拉起，用以阻擋行人，同時大喇叭中會高聲呼喊，提醒人們過馬路要注意安全……如今，深圳擁有先進的道路交通指揮系統，無論車輛還是行人，很少有人違規而行。　　當年我要買本書，得冒著烈日，蹬自行車近一個小時，趕到東門的新華書店或國貿對面的古籍書店，苦不堪言。然而，幾年之後，深圳書城就拔地而起，隨後，中心書城、南山書城以及遍布全城的大小圖書館相繼建成。我將自己的喜悅之情訴諸筆墨，寫下一篇篇文章，為深圳日漸濃鬱的書香而歡呼；作為深圳讀書月組委會成員，我還四處拜訪名家，寫下一系列紀實訪談……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個愛書人、一個“新深圳人”，為深圳營造書香社會所寫下的真情告白。　　三　　我總想，我是幸運的。作為深圳這座城市建設和發展的一個親歷者、一個記錄者，在那些值得銘記的時間節點上，都曾或多或少地留下我的“雪泥鴻爪”──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際，深圳在沙頭角中英街上，用青銅澆鑄了一座高大的“警世鐘”，以紀念百年前的屈辱和如今“珠還合浦”的榮耀。我受命撰寫《警世鐘銘》，並被鐫刻在鐘上，用以昭示後人，永志不忘。　　1999年，為紀念新中國成立五十週年，深圳與央視合作拍攝了一部四集紀錄片《共和國的窗口》。我被委派擔任紀錄片的總撰稿。上百個日日夜夜，攝制組奔波于深圳的大街小巷，挖掘著這座城市的“春天的故事”。當時正值深圳籌辦首屆“高交會”（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于是那些場景被濃墨重彩地攝入了紀錄片中。如今，深圳的高新科技產業已舉世矚目，而我則有幸見證了這巨變的“發端時刻”。　　200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二十週年，一台名為《我們的春天》的大型文藝晚會在深圳大劇院隆重上演。當表演藝術家瞿弦和以激情洋溢的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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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出我所撰寫的主持詞時，我在台下禁不住熱淚盈眶。如今，又是二十年過去了，還是在深圳大劇院，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四十週年大型文藝晚會隆重上演。那天晚上，我盯著電視熒屏，全神貫注地觀看著這台晚會，同時也在腦海中對比著、回憶著。如今的晚會已不設主持人，但是字幕裡打出的每一個字，仍牽動著我的思緒。　　2003年，非典疫情突襲而來。深圳醫護工作者和廣大市民齊心抗疫，戰勝病魔。深圳當地政府決定在深南大道北側立一座以醫護人員為主體的漢白玉雕像，作為抗擊非典紀念碑。在群雕的背面，鐫刻著我所撰寫的《真情英雄》紀念碑文。能夠為這些可敬的“逆行者”鋪展筆墨，無疑是我的無上榮光。　　2006年，沈陽舉辦世界園藝博覽會，當中有一座“深圳館”。我應邀為其撰寫了一篇禮贊改革開放、謳歌深圳奇蹟的短文《鵬城賦》。當我來到沈陽，流連于那面文字牆前時，作為一名深圳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後來，深圳建起了漂亮的園博園。主事者又將這篇文章“移回”鵬城，鐫刻在一面高大的玻璃幕牆上。一篇短文，兩處留痕，作為文章作者，何其幸哉！　　哦，還有位于鹽田的《雙擁公園碑記》，福田南路浮雕牆上的《福田銘》……這些文字，也許並不完美，但都是我的珍愛，都是我飽蘸濃情殫精竭慮的心血之作。我慶幸，自己能有機會把它們獻給深圳，也感激深圳能夠接納它們，並讓它們與這座城市一起，相伴久遠。　　四　　文字無聲，筆墨含情。這些多情的文字，伴隨我走過了生命力最為旺盛的青年和壯年。如今，退休北歸，仿佛是為我觀察深圳拉開了一段距離，變換了一個視角。深圳人愛說一句話：“來了就是深圳人”，而我卻想換個說法：“走了還是深圳人。”──畢竟，深圳的新老移民一直來來往往，像我這樣退休返鄉者並不在少數。然而，一個人一旦把自己的某一段人生歲月交付給深圳，就如同打上了一個相伴終身的“深圳印記”。每個人的“深圳印記”有不同的呈現方式，而我的“深圳印記”，最主要的呈現方式就是這些文字。我相信，不論我走到哪裡，這些文字都會與我如影隨形。我珍視它們，並為有機緣寫下它們而深感榮幸。 　　《 人民日報 》（ 2020年11月11日 20 版）　　本版圖片來源：影像中國　　進入征村鄉吳坪村的時候，一場急雨剛剛歇住了腳，厚厚的雲層從天空中漸次消散。不遠處的青山之間，還縈繞著白色的霧氣。山下的屋宇和田園，便都像置身于仙境中了。視野之內，樹木、蔬菜和青草綠得不染一絲雜質。一條平整寬闊的柏油路直插沃野，新耕的水田像鏡子一樣，映照出雲霧的萬千姿態。一輛高大的農用拖拉機威風地駛過側畔，車尾還粘著濕漉漉的新泥。　　這裡是江西省修水縣的西南郊，一個曾經的深度貧困村。然而如今，穿過一幢一幢灰瓦白牆的農家宅院，我在這裡已找不到貧窮的痕蹟。　　橫平豎直的田間，鋪展開一望無邊的桑林。桑樹不高，卻枝葉蔥蘢，每一片葉子都肥美而多汁，綠得精神。底部的枝條已被採摘得光溜溜的，頂部仍在不停地抽出鮮嫩的新芽。這樣的長勢和桑葉產量，是我幼時所見枝葉稀落的野桑所無法比擬的。這些桑葉的使命是喂養蠶寶寶。而後是繭，是絲，是琳琅滿目的絲制品，是村民們走出貧窮、奔向富裕的希望。　　“三斤毛鐵半斤鋼，打把鋤頭去栽桑，一條田塍栽三轉，三條田塍栽九行。”歌謠在蠶鄉流傳開來，像茂盛的桑樹，遍布山坡田壟。地處贛西北山區的修水縣，蠶桑生產的歷史可謂悠久。清代時，修水還因產絲居全省之首而獲“絹出義寧州”之譽。蠶桑傳統延續至今，更成為全縣產業發展的重頭戲。僅我腳下的吳坪村這片土地，便建有二百零八畝蠶桑產業基地。　　桑田一側，矗立著四座標準化養蠶大棚。我們走進了其中一座。只見偌大的空間，整齊地排列著方格蔟，底層撒著厚厚的消毒的石灰，上面再墊一層新鮮的桑葉。一些蠶寶寶在不倦地啃食，一些已經爬上了屬于自己的蠶屋。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個小小的木格中，見一條身子黃而透明的蠶，正從口中牽拉出晶瑩透亮的細絲。它不停地快速搖動著腦袋，仿佛這分分秒秒的光陰都不能耽誤。　　蠶的一生，如果撇開化蛹和成蛾期，須經歷四次休眠蛻皮。在此期間，它們變得脆弱敏感，稍不留神就患病死亡。尤其是第四次蛻皮，時間長，過程艱難，死亡風險大，直接關系著最後的產量。千百年來，蠶農們秉承著祖上代代總結的傳統經驗，一季又一季地侍弄著蠶寶寶。他們依靠著簡易的蠶具和蠶室，勞心勞力，但是產出卻常常與付出不成正比。　　“現在不一樣了。”一位扶貧幹部告訴我，“我們不僅有養蠶大棚，還建有小蠶工廠。在兩個最關鍵的時期，統一消毒，統一管理，生產幾乎零風險。”小蠶工廠，真是一個有意思的名字。我不由地想象起來，寧靜的夜晚，無數只黑黑的蟻蠶，在小蠶工廠裡擠擠挨挨地蠕動，它們昂起腦袋噬咬著桑葉，沙沙沙，沙沙沙──仿佛一曲悅耳動聽的樂曲。　　然後，它們休眠、蛻皮，變白、變胖，被蠶農們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悉心地照顧著。再然後，它們和我眼前所見的熟蠶一樣，被送往大棚。最後，擇一個小方格為歸宿，走完短暫而辛勞的一生。我又不禁想象著另一幅畫面：某一天清晨，管理員打開大棚，無數只潔白的蠶繭臥居其間，仿佛剛剛下過一場盛大的新雪。　　自從扶貧工作隊來了以後，村裡成立了蠶桑生產專業合作社，貧困戶優先成為社員和股東。從流轉土地到購苗栽桑、技術指導，再到蠶繭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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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由合作社牽頭，統一進行。桑蠶鮮繭的價格，也由保險公司統一承保。當所有的風險被解決後，蠶農們放下了曾經的後顧之憂。現在，他們只需專心種桑養蠶，憑著勤勉付出便可安心地等待收益分紅。　　這一路上，我們圍繞著修水縣轉了大半個圈。從吳坪村，到征村鄉，到整個縣域，無不見桑樹遍布沃野，鬱鬱蔥蔥。我看見因病致殘的胡經明，用一把竹椅支撐著身體，在桑田裡奮力地挖地鋤草；我看見從打工地返鄉的樊南星，帶著身患“漸凍症”的妻子下地，雙手並用飛快地採摘桑葉；我還聽見吳坪村的貧困戶石根感慨地說：“用好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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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勤勞肯幹，就是最好的脫貧藥方。”是的，他們都靠著黨的好政策，憑著自己的勤勞，走出了貧困的樊籬，走向了更好的生活。　　何止是他們呢？在修水，九萬八千畝桑園，十個五千畝蠶桑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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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個千畝蠶桑村，一百五十個百畝專業組，三百七十五戶十畝以上大戶……一頭，承載起三萬多名蠶農的希望，另一頭，連接著絲綢企業上億元的年銷售額，還有兩千多在家門口就業的人。現在，桑園還在一畝畝擴大，蠶農的雄心也在一天天變大。隨之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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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桑果休閒採摘、桑葚酒、桑葚飲料、桑葉茶、桑芽菜、蠶絲被、食用蠶蛹等相關產品產業的開發。日子，正一天天生機勃勃地向前走。　　我攜著滿身的綠意退出桑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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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起頭來，見天邊早已雲開霧散。 　　《 人民日報 》（ 2020年11月11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