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萬勰：計算力學裡的“愛國大義”鐘萬勰：計算力學裡的“愛國大義” 學人小傳 鐘萬勰，工程力學與計算力學專家，中國計算力學發展的奠基人之一。1934年生于上海，1956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橋梁與隧道專業，同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工作。1962年調入大連工學院（現大連理工大學），工作至今。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中國力學學會副理事長、教育部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國力學學會計算力學專業委員會首任主任委員，第一至第四屆國際計算力學協會常務理事與執行理事。現為國際計算力學協會執委會榮譽委員，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名譽教授。 鐘萬勰幾十年來致力于工程力學與計算力學研究，對經典彈性力學結構力學分析有重大推進，創建離散辛數學方法；發明了精細積分法，計算結構力學與最優控制的模擬關系，參變量變分原理等，形成了鐘萬勰計算力學學術思想體系。他為我國建造首艘核潛艇制定了潛艇耐壓殼強度的設計規範，曾主持完成多個重大結構工程計算分析項目，群論在結構分析中的應用等應用力學結構分析計算理論，在改革開放初期，為解決國家重大工程關鍵問題作出重要貢獻。研制出大量具有先進水平的結構分析集成程序軟件，至今廣泛服務于社會經濟各領域，取得顯著經濟效益。其研究成果1991年、2010年兩次榮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2011年獲ICCES終身成就獎。1998獲國際計算力學協會FELLOW獎，2001年獲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和全國模範教師稱號，已發表論文300餘篇，出版《計算結構力學與最優控制》《彈性力學求解新體系》《參變量變分原理及其在工程中的應用》等中英文專著。 2020年5月23日，見到鐘萬勰院士時，這位86歲高齡的老人正在忙著著書立說，他的《辛數學及其工程應用》被征訂為航空宇航科學與技術教材出版工程規劃十三五教材項目。對于人才培養，鐘萬勰向來格外重視，要不是疫情耽擱，他還會一如既往地堅持給學生上課。 首 創 離散辛數學是鐘萬勰對世界計算力學的貢獻，更是中國計算力學躋身世界的國之重器。它打破了由數學大師聖維南提出、由力學大師鐵木辛柯總結出來的彈性力學半逆法，即聖維南問題湊合法的傳統束縛，建立了高效、精準、便捷的計算力學結構分析體系。這一結構分析計算系統廣泛適用于土木建築、航空航天、電子通信、高鐵、海上採油、核電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眾多領域，均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 更令人欽佩的是，1996年，鐘萬勰帶著他的離散辛數學去斯坦福大學力學所講學。斯坦福大學是鐵木辛柯的老窩，裡面的弟子都是權威人物。報告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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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萬勰剛講幾句話，就有人舉手提出質疑，但報告結束時，底下反而沒有人疑問，他們紛紛表示：彈性力學還可以這樣改進！之後，就是一陣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 外國人在這個領域做了這麼多年的莊，我們中國人也該佔有一席之地了！鐘萬勰驕傲地說。 為什麼鐘萬勰的離散辛數學能令眾多世界計算力學大咖如此欽佩？能有如此神奇之應用功效？ 首先，鐘萬勰吸收了盛行百餘年的世界經典力學哈密爾頓體系，深刻解析了德國大數學家赫爾曼·韋爾1939年針對力學分析提出的辛數學概念。在此基礎上，他創立了離散有限元變分的結構力學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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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代數求解的離散辛幾何方法。而哈密爾頓體系是用復雜的微分辛幾何進行差分求解，其理論艱澀難懂，極其不適宜實踐應用。 其次，離散辛數學是鐘萬勰近40年奮鬥的心血結晶。在此期間，他創立了獨樹一幟的計算力學理論：群論在結構力學中的應用極限分析中新上、下限定理參變量變分原理精細積分法等。離散辛數學的誕生，標志著鐘萬勰學術思想體系的形成。 最後，通過離散辛數學，鐘萬勰建立了結構力學與最優控制之間的模擬關系。這一關節點的打通，實現了結構力學和動力學分析相互貫通，力學各學科之間的交叉和融合，糾正了國際計算力學界一直認為的動力學能量與差分保辛相矛盾，即保辛則不能能量守恆、能量守恆就不能保辛的錯誤認識，為動力學控制理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1993年，《計算結構力學與最優控制》出版；1995年，《彈性力學求解新體系》出版——這是鐘萬勰一生40餘部著作中最有分量的兩部。《彈性力學求解新體系》出版時，錢學森為此寫來賀信：是您使彈性力學的工程計算體系適應了電子計算機時代的要求，真是立了大功！美國工程院院士卞學教授稱他的彈性力學新體系是首創。 《彈性力學求解新體系》獲首屆中國工程院光華工程科技獎一等獎。1993年，鐘萬勰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離散辛數學體現了鐘萬勰不唯洋是尊的治學思想，行成于思毀于隨，要敢闖！後來，他追根溯源，把這一發明返璞歸真到祖衝之方法論上，發揚光大中華傳統文化，並循循善誘將祖衝之方法論傳播到廣大學生之中。 奮 鬥 錢偉長慧眼識珠，鐘萬勰大學畢業後被點名要進了中國科學院，他也在名家的鎚鍊中迅速成長。 鐘萬勰沒留過學，但他精通英語、俄語，全憑自學。 鐘萬勰學習的刻苦勁頭，有目共睹。食堂買飯排隊在看書，生病被懷疑是癌症住院期間在看書，照顧生病的妻子時在看書，候機、等船在看書，甚至文革時期開大會，他也拿著一本量子力學的英文書在底下看。 鐘萬勰的好學精神與從小的家庭燻陶有關。1934年，他出身于上海，父親鐘兆琳是上海交通大學著名教授，我國電機學的創始人。 鐘兆琳是一位有風骨、有氣節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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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抵制日本人憤然辭職。鐘萬勰身上所具有的強烈的民族氣節，秉承了先父之志。 鐘萬勰小學、中學就讀于上海南洋模範學校。1952年，他考入同濟大學橋梁與隧道工程專業。大學期間，鐘萬勰就顯示出過人的數學天賦以及博覽群書的自學能力。 那個時候，這點內容根本吃不飽。鐘萬勰自學了《柯氏微積分學》、庫朗—希爾伯特《數學物理方法》、斯米爾諾夫高等數學教程。胡—鷲津變分原理的發明人胡海昌院士曾講過：鐘萬勰的數學比我好。可見，鐘萬勰的數學水平之高。 畢業前夕，鐘萬勰撰寫了兩篇頗有見地的論文，其中《各向異性平面彈性的接觸問題》由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推薦給全國力學學會成立大會。中國科學院力學所副所長錢偉長看到文章後說：鐘萬勰你來給我當助教，你把力學學懂了。 就這樣，1956年，鐘萬勰大學一畢業就來到中國科學院。1959年，所長錢學森派他到中國科技大學擔任理論力學的主講教師。剛畢業，就被中國科學界頂尖人物二錢看重，鐘萬勰迎來了人生的高光時刻。 這段時期的鐘萬勰博覽群書，眼界大開，他閱讀了朗道—栗弗西茲《理論物理學》著名的群表示論以及其他關于群論在物理中的應用等著作，吸收了1960年美國科學家克拉夫和英國科學家辛克維奇用能量法解決數值問題的數值分析有限元法，融匯了錢學森、錢偉長、錢令希、胡海昌等中國科學家的各種思想，這些為其日後的學術成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也正是在這這段時期，鐘萬勰對傳統力學理論產生了質疑。為突破它，他奮鬥了近40年。 不 撓 可惜，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了，鐘萬勰遭受衝擊。出于愛惜保護人才，部門領導胡海昌向當時的學部委員錢令希推薦了鐘萬勰。 錢令希愛才心切。就這樣，1962年，28歲的鐘萬勰在人生最富創造力和拼搏力的黃金年華，來到了大連工學院（大連理工大學前身）。 鐘萬勰回憶，那是1962年9月的一天清晨，他乘坐火車來到大連，空氣清新，真是個難以忘懷的時刻。錢令希竟然一大早就親自到車站來接他，並為他在大連的新生活安排好了一切。 由于受到錢令希的庇佑，鐘萬勰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之中。我獲得了自參加工作以來發揮才能的最好機會。而且每週末，鐘萬勰都是錢家的座上客。鐘萬勰不僅從生活上體會到了錢令希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而且在與錢令希的交談中，鐘萬勰更深切感受到錢令希心中懷有的富強國家的科技創新夢想。 使命在肩，更需躬身力前行。作為工作助手的鐘萬勰，在錢令希的科研方向指引下，兩人珠聯璧合，于1963年發表《論結構極限分析並建議一個一般變分原理》一文。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強烈反響，一是因為其所研究的極限承載能力由彈性力學發展到塑性力學，涉獵問題更為復雜，二是因為拓展了獨具特色的一般變分原理。 後來，鐘萬勰才知道，在最初進行一般變分原理研究的時候，錢先生已經接受了國家建造核潛艇的任務。1965年前後，大連工學院正式承接核潛艇耐壓殼的研究任務，並成立理論與實驗兩個研究組。鐘萬勰擔任理論組組長。 基于前期扎實的理論基礎，鐘萬勰很快就找到了結合殼體失穩的不利形式。實驗組也驗證了這一理論結果。在獲得成果的那一天，鐘萬勰興奮得三步並作兩步跑到樓上，向錢令希匯報。錢令希非常高興地連說：交卷了，交卷了！ 正當研究報告借助手編程序在真空管式電子計算機上算出數值結果，並進行研究成果的初步整理時，文革開始了。起初，鐘萬勰還能將自己反鎖在辦公室或圖書館裡，繼續研究。可是後來，在一片造反有理的聲浪中，研究不僅無法繼續，他個人也屢受衝擊。 由于核潛艇研究需要，鐘萬勰在蹲牛棚時，憑借小時候與父親下圍棋練就的復盤本領，在沒有任何資料輔助的情況下，全憑腦袋瓜把核潛艇耐壓殼體錐柱結合殼體穩定性設計默寫在了一疊廢紙上，在放風時交給錢令希，確保我國第一艘核潛艇成功潛水。而這一成果一直以來成為我國核潛艇耐壓殼設計和計算的規範，並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自然科學獎。 創 新 20世紀70年代，中國的計算力學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當時的大連工學院，以錢令希院士為代表的力學工作者身懷報國之志，深感由于計算機的出現，國際力學界會發生變化。 要做事必須有人才，為此，錢令希不僅頂住壓力調進了鐘萬勰，而且在此期間還調進了一批所謂出身不好的青年才俊。1972年，趁政治運動稍有鬆緩之機，考慮到上海有2台可以應用自動化語言的計算機，于是，錢令希向工宣隊建議開門辦學，成立上海小分隊，發展我國計算力學。 從1972年到1973年，這支先後由十幾個人組成的上海小分隊幹出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情。上海小分隊主要推廣土木結構計算分析程序，這類程序設計，計算量浩大，以前都是手工計算，耗時長。如何將計算機算法語言用到力學分析上，當時國內沒有任何書籍刊物可查，程序全靠自己開發。林家浩教授回憶：鐘萬勰看著外國那些天書一樣的東西，他就能把它一條一條、一點一點轉化成為力學的語言，編出了自動化語言的程序，開發出JIGFEX（結構分析）計算程序軟件，到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已經有幾百個工程用了我們的軟件。 為開發此程序，小分隊與上海市政工程設計院、上海工業建築工學院洽談，免費幫助對方解決工程設計問題，只要對方提供每天2個小時的上機機時。對方不僅給予支持，還提供了生活住宿方便。 那時，小分隊每天只能半夜12點前後去計算機房排隊上機，無論刮風下雨，即使雪埋腳踝，鐘萬勰也依舊去排隊，甚至發高燒也在編輯程序，真是拿出了豁出去的玩兒命勁頭。 當時的計算機內存非常小，分別為48K和192K字節。為解決如此大量的計算，鐘萬勰創造出小馬拉大車的奇蹟，小分隊成員按照鐘萬勰開發設計的程序，針對具體工程進行編輯。自此，這套計算機軟件開發系統解決了大量實際工程問題，上海電視塔就是其中的成功案例。 上海電視塔吊裝當天，成千上萬的上海市民前來圍觀。上海小分隊也由此名聲大噪，小分隊駐地、鐘萬勰的家都被絡繹不絕的取經人擠滿。鐘萬勰他們不僅把程序無償奉送，還在上海科學會堂舉辦多場培訓班。 一時間，大連工學院計算力學在國內迅速躥紅，發展勢頭銳不可當。 時任上海市政設計院計算組組長的胡雲程工程師回憶：我利用鐘萬勰設計的程序系統解決了當時市政設計院久攻不下的一個橋梁工程中4個鋼箱梁的合龍問題。鐘院士真的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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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稱是土八路，其實，他不僅絕頂聰明，而且還有超于常人的努力。鐘院士是真正有學問的，所以對我的影響很大。 深究這套軟件開發系統的神奇之處，關鍵在于鐘萬勰將世界著名的理論物理群表示論思想運用到結構力學計算之中，而且涉及大量高深的數學知識。鐘萬勰創造了這套程序的源代碼。大連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吳昌華回憶：我就用鐘萬勰JEGFEX程序算齒輪，以前的計算機沒有硬盤，用紙帶機靠內存來解題，我算的齒輪有14個齒，28個對稱軸，按照群論理論，只要對二十八分之一的面積或者體積進行劃分、求解，問題就全部解決了，所以我知道它的神奇之處，效率太高了。 一鼓作氣，鐘萬勰將JEGFEX系統不斷完善，開發出簡潔版的DDJ系統、結構優化程序（DDDU）等多種專用程序，在國內建築領域首先實現了作業軟件、施工圖繪制一條龍的CAD軟件開發。這些研究成果為改革開放後百廢待興的經濟建設，以及國防工程的更新換代解決了一系列重大難題。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勝利召開。大連工學院力學系有4個項目受到大會獎勵。其中，鐘萬勰在《潛水耐壓的錐柱結合殼的強度和穩定性》《群論在結構力學中的應用》《大型汽輪發電機基座的設計與研究》等三個項目中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啟 發 由于大連工學院的不懈努力，推動了我國計算力學的發展，並積極走向世界，縮短差距。1984年，中國計算力學協會正式成立。鐘萬勰被推舉為該協會的第一、第二屆主任委員。 1986年，中國作為發起國之一的世界計算力學協會在美國成立。鐘萬勰受教育部指派，率團出席成立大會，並被推舉為該大會的常務理事。在連續六次大會上，他都發表了重要的學術報告，成為中國計算力學界在國際上的代表性人物。 鐘萬勰內心深處有種強烈的民族自尊感。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發渤海石油，建造海上石油平台。當時的平台設計，中國人自己還不會，國外有軟件卻不賣，要中國花錢，他們過來人給計算，而且還夾帶著不合理的附加條件。 為此，鐘萬勰組織團隊僅用一年半時間，就把這套結構設計計算程序給弄了出來。中海油派了一輛小面包車，拉著打印出來的計算結果，從塘沽開到北京，鐘萬勰需要把外國的這些計算結果逐一算出來。 這就是難不倒的鐘萬勰團隊，《中國日報》等國內多家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件事，外方最後只好規規矩矩和中方進行合作。 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組織貸款，投資中國經濟社會建設，其中，投資建設的工業裝備結構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籌劃依託于大連理工大學力學系。而對此進行資質審查、資格評估的答辯會，都是由鐘萬勰作為答辯人完成的，並且收到良好效果。 以此為平台，鐘萬勰與國外同行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他經常在國際會議上做主旨報告或出任主席、副主席，也曾三度訪美，應邀在幾十所國際頂尖大學做學術報告，還與英國卡迪夫大學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被英國威爾士大學和香港大學授予榮譽教授稱號，並于1997年被世界計算力學大會授予院士獎。 一次訪歐交流中，正值海灣戰爭爆發。鐘萬勰發現，美國的smart bomb（聰明的炸彈）激光制導，精準打擊，殺傷力極強，而且，美國的學界猛講動力學與控制。這套東西，我可是行家裡手啊。 于是回國後，鐘萬勰集中研究控制問題，我們中國一定要把這套東西搞上去。 憑借近40年的學術積累和實踐探索，鐘萬勰再次回到經典力學哈密爾頓體系。此時，他有一種徹悟之感。中華文化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深刻意蘊，法國數學大師龐加萊的名言數學能夠用一套語言把兩個完全不同領域的東西放到一起，都給了他巨大的啟發。 于是，離散辛數學體系誕生了。 通過離散辛數學創建結構力學與最優控制的模擬關系，形成了我國自己的控制理論，即魯棒控制H∞理論，並出版《狀態空間控制理論與計算》一書。鐘萬勰團隊開發出最優控制系統設計與仿真工具箱PIMCSD Toolbox。這套軟件系統對機器人快速機動操作、制導武器的精確打擊和攔截、衛星編隊隊形的重構以及飛機起飛整編等，對國家經濟建設發展，都在發揮和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有人說我的最優控制和外國人不一樣，我為什麼要和外國人一樣？我做出來的就好使！有時候外國人搞的那套土方法不行，我們都把他們甩在後面了。之後，鐘萬勰通過人才培養，繼續將最優控制研究下去。2000年以後，一直到2010年，我花了很大力氣到航天部門推廣我們的計算力學與最優控制，我把程序系統都送給他們，希望航天部門一定要關注。老先生身懷愛國大義，拳拳之心令人動容。 無 悔 鐘萬勰給眾人的印象是，人很謙虛，沒有架子。他做學問也很實在，計算力學雖然接觸面很廣，但它的作用就是輔助，工程都是你們的工程，我們輔助你可以做這個做那個，就起這個作用。但是，就是這個輔助作用卻至關重要。 20世紀90年代，三峽工程舉世矚目，其中一個重要的升船機工程，在方案設計完成後，交給鐘萬勰審查。鐘萬勰看完圖紙後，直言這可能出問題。 升船機提升109米以後，結構穩定性方面存在問題。一條客船，多則好幾百人，一旦傾覆，後果不堪設想。于是，鐘萬勰寫信給三峽工程技術總負責人張光鬥院士和潘家錚院士。 不久，三峽水利辦召開生產會議，鐘萬勰作為大連理工大學代表出席。會上，鐘萬勰把他的想法講了出來。隨後，中央有關領導知道有院士對設計提出意見，于是在升船機建設的批文上寫道：繼續研究。 恰巧，在之後的升船機試驗中，兩次都發生事故。而當再建方案拿到鐘萬勰面前時，他審查後說可以了，這才投入建設。 至今，升船機安全運行。 鐘萬勰是一位科學家，他總是以追趕世界前沿的競爭心態和必勝信心對待科研，圍繞科研處理週圍的人和事。所以，你總能感到他身上有一股熱情和幹勁。 先進裝備設計與CAE軟件開發國家地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飆鬆對鐘萬勰無比感激：從2005到2007年，軟件研發團隊處于動蕩時期，因為鐘先生的不斷激勵，我們才一直堅持著，而且遵循鐘先生JIGFEX結構計算理論，並把它拓展成為SiPESC計算軟件程序集成平台。此集成平台如今已經應用到我國航天領域，包括神舟系列載人飛船、天宮一號的設計以及很多型號的航天器的設計。在核電方面，我們也有了重大進展，特別是為華龍一號解決了核反應堆推力軸承計算問題。 自從來到大連理工大學，鐘萬勰夫妻二人就兩地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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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40餘年。後來，只要有回老家上海的機會，學校就會為他提供、創造各種方便條件。但是，鐘萬勰一心撲在計算力學事業上，把為他提供這片沃土的大連理工大學當作第二故鄉。 心茲念茲，鐘萬勰用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來描述自己科學人生的追求境界，用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來表達他獻身科學事業的無怨無悔。 （作者：吳琳，本報駐大連記者站記者；呂東光，大連理工大學黨委宣傳部新聞中心記者。） 特別聲明：本文轉載僅僅是出于傳播信息的需要，並不意味著代表本網站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站轉載使用，須保留本網站注明的來源，並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轉載或者聯系轉載稿費等事宜，請與我們接洽。專訪西交利物浦執行校長：一流大學不會想著“我要排到一流去” 從上世紀末到現在，國內高校一直在朝著建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的目標前進。而今，我們離這樣的目標還有多遠？高校的理念和文化是否作出了相應的支撐？高校培養人才、創造知識、服務社會等諸多使命怎樣才能在既定的社會大環境下更好地完成？ 近日，《中國科學報》帶著這些問題專訪了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席酉民教授，他以辦學實踐影響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誓言在國內獨樹一幟。 想要建成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高校一定不能忘了自己的初心。只有改變當下的資源配置體系，堅守教育本質的高校才能越來越多，並最終形成燎原之火。席酉民這樣總結他的觀點。 席酉民，1957年生。現任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英國利物浦大學副校長、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主要從事領導與戰略、管理與決策、組織行為與政策、教育管理等領域的研究，于1987年創立了和諧理論，並將其擴展成和諧管理理論。 真正的一流大學從來沒想著我要排到一流去 《中國科學報》：從上世紀末到現在，建設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一直是我國高等教育努力的目標。請問，當您聽到世界一流大學這一詞匯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什麼？ 席酉民： 坦率地說，當我聽到這個詞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又要搞一個新工程。 從上世紀末到現在，圍繞這一目標，我相繼推出了985工程211工程2011計劃和雙一流工程等。這些工程的推進對我國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產生了直接且深遠的影響。 其結果是導致高校的領導和老師，特別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學者都圍著這些指揮棒轉。這些指揮棒，就像企業的KPI（關鍵業績指標）一樣。而大部分企業的KPI都會將其導向一個背離自己使命的方向。 2009年，我們就通過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向國家科教領導小組建議，調整我國高等教育結構，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格局和資源分配體制。但時至今日，工程導向性資源配置體系沒有根本性改變，圍繞這些工程性評估指標的辦學競賽似乎愈演愈烈。 大部分科教界精英，如校長、書記、教授們，大量的時間消耗在各項指標的爭奪上，而沒有將精力集中在涉及教育本質的事情上，並導致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形式多樣的弄虛作假現象。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的巨大機會損失和資源浪費。 在我看來，目前我國高等教育最首要的任務就是改變資源配置體系和機制，形成相對科學、透明、規範的分配規則，使得我們的書記、校長、教授們能靜下心來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我的建議是，將大學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社區大學等幾類，各類大學都有自身明確的發展定位，然後由國家根據各大學的定位、規模、結構等，形成一個科學、規範的撥款方式，讓各個高校不用再在爭取資源上花過多時間。 《中國科學報》：在提到哈佛、牛津、劍橋等這些世界公認的名校的時候，大家也會說到它們教師的整體素質、科研成果、研究基金、畢業生成就等指標。 在您看來，一流大學是否一定要擁有這些核心指標，這些指標的獲得是否和這些大學內在的精神、文化之間有一個對應關系？ 席酉民： 不完全是。有這些指標的並不見得就是一所好大學。 實際上，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關注的是教育的真諦和大學的使命，通過扎實的發展和長期的積累，就會展現出一流的本色，而不是想著我要排到一流去。 一流是那些搞排名的人創造的。應該是先有學校的發展，然後才有所謂的一流排名。據我了解，這些世界一流大學，特別是頂級大學的校長，沒有幾個成天關注排名的。當然他們看到自己的學校被排到一流也會開心，但僅此而已。 以我有過比較多接觸的牛津大學原校長、現任紐約大學校長安德魯·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為例，他更關注的是我應該做什麼，這個世界的高等教育是不是應該重塑了等問題。 記得我們首次在牛津圍繞這些話題深入交流後他和我說：席校長，你很幸運，你手裡有一張白紙（You have a blank sheet of paper），在全球教育重塑的情況下，可以快速行動，塑造一個你想要的大學和教育，而我則是在夾縫中生存。可見，相比于積澱深厚的老牌大學，像西交利物浦大學（以下簡稱西浦）這樣的後來者是有機會的。 實際上，一位優秀的大學校長不應該緊盯著那些指標行動，這些指標都是外在的，如果方向正確，隨著大學的發展自然而然就會有的。 在教育重塑的今天，他們最應該關心的是，這個時代的發展趨勢，未來社會的人才需求，大學究竟應當怎樣定位，什麼樣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學才能讓這個學校順應趨勢、滿足需求，這些做到了，學校一定會達到一流的境界。 稱職的大學校長關心的是這些問題，凡是整天圍繞指標轉的，基本上不是合格的校長。 究其實質，排名是給外行和外部人看的。因為大學是一個信息極其不對等的組織，外行和外部人很難了解其真相，于是排名可以給人一個參考；另外，沒有哪個排名可以全面客觀地反映一所大學。 所以，我希望世界上大學排名越多越好，多到最後，濫得大家看過笑笑就忘了。現在已經差不多到這個時候了。當然不是說所有的指標都沒有用，某些單項指標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但一所學校的大局不是靠單項指標來體現的，它一定是一個整體、一個生態。 素養教育會越來越重要 《中國科學報》：不久前，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300多所美國高校的招生主管聯合發出聲明，強調其在2021年的本科招生中不再倚重考查分數，而是看重申請人所應具備的品質，如自我關愛、學術表現、服務並為他人做出貢獻的能力等。這跟我們國內追求分數的選拔方式形成巨大反差。 您認為，基于目前的現狀，我國高校怎樣才能培養出內心豐盈，具有獨立、完整人格的人才，而不是制造出一堆只會考試的機器？ 席酉民： 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也是非常難的問題。我想家長、教育家心裡都很清楚，怎樣做才是最好的，都知道正確的路在哪邊，但事實上走的卻是另外一條路。 為什麼會走另外一條路呢？ 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文化，包括我們的選人體系、遊戲規則，把大家鎖定在了一個錯誤的路徑上，努力地做自己認為不對的事。這是最要害的問題。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高考制度可以在其中發揮什麼作用？ 席酉民： 不要指望靠高考制度把優秀的人才選拔出來，這是我最基本的觀點。 在我看來，高考制度是個分配制度。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區分出兩類學生來，即就大學的門檻而言，哪些人可以進去，哪些人不可以進去，但它並不能區分出這個人是否就是未來優秀的人才。 根據我們過去十幾年的經驗，我們發現目前考試成績達到一本線左右的學生，甚至二本線的學生，都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人才，關鍵是大學如何幫其成長和釋放其潛能。 我們西浦第一屆的學生基本上是能進二本的好學校的學生，但這100多個學生畢業後， 80%在全世界都是佼佼者。經過4年的教育，他們的潛能釋放出來後，從一個世俗眼中一般的孩子蛻變成一個不一般的可以全球闖蕩的世界公民。 此前，我在接受一個有關高考志願填報的採訪時，釋放了一個信息，就是現在選專業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選大學。選大學也不要按標簽去選，而是要看這個大學是不是真的關注人的成長、以學生為中心、用正確的教育理念幫助學生發展。 在中國，現在越優秀的學校越對選學生很重視，成天在那兒抓狀元。但是，當他們進了學校後，對學生真正的關心、支持、幫助卻並不那麼足夠。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大學教育不只是學知識，知識現在哪兒都可以學，不來學校也可以學，學知識只是一個過程，目標是學生的健康成長，真正的大學教育是要讓人全面發展。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高校怎樣才能促進學生的全面成長？ 席酉民： 就我們學校的經驗來看，讓人全面成長最重要的有三點。 第一點，讓學生有成長的責任感。西浦的學生進校後，我們就會告訴他：你不是考試工具，你不是為高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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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為學歷學習，而是為自己的未來學習。你已經是一個年輕的成年人，所以一定要有責任意識、有獨立精神。 第二點，一定要讓學生找到自己學習的興趣。讓學生有機會選擇自己的興趣點去學，這時候學習才會有動力，他們也才會努力。而現在經常是手段和目標顛倒了。 第三點，學會學習。這是指學生能夠根據世界的趨勢和需要，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做到極致，創造價值。 如果一個人擁有了這三種素質，既有責任感，又能擔當，還有自身的興趣點，並具備學習的能力，這個學生走向社會後就不會太差，所需要的只是運氣、機遇等問題了。 如果能夠擁有運氣、機遇等外在機緣，這個人一定會變得很偉大。這就是我們的育人理念。我們培養的目標是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公民。 《中國科學報》：在這一過程中，西浦是通過哪些途徑來助推學生擁有這些能力的？ 席酉民： 從入學到畢業走向社會，要想讓學生成為一個可以進入復雜社會、能夠在全球闖蕩的人，其素養教育肯定越來越重要。 我們學校逐步增加了幾門課，如個性與自我管理、全球數字公民行為、社會責任與慈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創業和創業家精神。 主要原因就是考慮到未來社會的一系列挑戰和需求，如全球互聯共生、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的更加激化、氣候變暖和可持續發展受阻、綠色環保問題日益嚴重等。 未來素養教育、基礎教育之所以越來越重要，還有一個原因是，在人工智能、機器人能夠替代人的一些基本技能後，人的造詣、修養、品德、創造性、智慧將日益重要，借助這些素養人類可以藉由智能體幫著釋放更大的潛能，並發揮更有價值的作用。 如果這方面的修養不夠，先進的機器不僅作用難以發揮，甚至還可能讓人變得更壞。 形成燎原之火需要體制機制改變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在整個教育大環境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一所高校有沒有空間主動去調整自身教育的重心和手段，以培養出有責任感、擔當意識，具備理性、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席酉民： 有空間。首先之所以出現那麼多偏差，還是跟我們的體制機制、社會認知有關系。大家要突破這樣的文化、逆俗生存很難。 但是，我覺得即使在目前的情況下也是有可能獲得突破的。首先是這個社會給了我們突破的機會。我是77年上大學的，在我們那個年代確實是一考定終身。相比之下，現在的社會提供了更多容錯的機會，如果選錯了可以調整，也有別的路可走，因為有糾錯的機會。 其次，教育資源也不完全都由國家配置，例如民辦大學、中外合作大學等。對這些高校而言，真關心品牌和教育創新的，他們的注意力一定會從那些顯性指標轉向教育的本質。 最後，市場的選擇很重要。在市場面前，能力的重要性會大于學位及學校的標簽。 綜上，時代給了個人一個賽跑的機會，也給了大學一個賽跑的機遇。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人群中總有一些逆俗的人，總有一些想擁有自己人生的人。他們不跟隨大流走，通過大膽突破走出了一條讓人羨慕的道路。 因此，就個體而言，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就高等教育的總體而言，大面積的突破一定是要等到體制機制改變、文化慢慢調整才可以。 這裡又回到開始時我所說的話，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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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大學的書記、校長們能寧靜地坐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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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中的很多人心裡都明白自己應該做什麼事情。如果體制機制不改變，只是一小部分人在行動，很難形成燎原之火。 《中國科學報》：您覺得在目前的環境下，高校領導們最需要堅持的原則是什麼？怎樣才能夠不突破自己內心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底線？ 席酉民： 簡單來說，就是不忘初心，做一個有責任的學者。無論何時，只要管理者願意擔當，就會有做事的空間。 就像我最近一篇文章所探討的那樣，要創新和突破，需要尋求最低合規性基礎上的最大獨特性。 實際上，不是社會沒有空間給你，而是看你敢不敢堅持自己真誠正直的判斷。甚至你都不需要去挑戰那些規則，因為那個規則本來就有餘地。 在我看來，現在高校面臨的問題包括三個部分：體制性問題、管理問題和技術性問題。體制性問題需要慢慢調整，但是管理問題、技術問題都可以先行解決。只要你有初心，只要你願意做創新，敢于邁出那一步，就一定會看到現有的空間很大，可以邁大步，也可以邁小步。 最近幾年，我們欣喜地看到，參加西浦全國教學創新大賽的大學和老師越來越多，包括一些中國頂級大學和一些雙一流大學的老師；有各類大學加盟我們創立的大學教師發展中心持續發展聯盟；也看到國內很多與我們合作的高校在教育上的變革成就。 但是，由于一張無形的機制、習俗、文化和傳統習慣的網似乎套牢了絕大部分的人，現在願意大膽突破的人數還不夠多。他們剛開始是抱怨，最後都懶得抱怨了，麻木了，變為心理放棄，內心裡都不願再思考了，被世俗裹挾著前行，甚或追潮流。 高校應更深入地融入社會 《中國科學報》：近幾年，本應置身于象牙塔的高校，與社會的距離越來越小，社會上的浮躁之風也對高校產生了諸多影響。在您看來，為了讓高校堅守自身的初心和使命，高校要不要和社會保持適當的距離？ 席酉民： 我覺得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話題。 高校本身就是社會共同體中間的一個元素，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人，因此真正的隔離不是高校是否把門打開了、是否與社會互動了，而是高校是否在堅守育人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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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是否在堅守自己的擔當。 所以我並不覺得高校要搞一個隔離帶，而是應該更深入地融入社會，但是要堅守學者的風範，大學的精神。 《中國科學報》：目前全球競爭日益激烈，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也越加迫切。社會上這些短期的、迫切的目標是否會對高校的發展造成一些衝擊，對其長遠的目標產生一些影響？對于這些問題，高校應當如何應對？ 席酉民： 其實，高校的使命已經決定了高校更應看重長遠的發展趨勢，以及自然和社會深層次問題的解決。這是需要長期堅守的。 真正創造性的研究，需要靜下心來，躲在像車庫裡這樣少受幹擾的環境裡不斷堅持，最後才有可能冒出來一些顛覆性的成果。 當高校有了這些堅守，也就知道對突發事件應該怎樣去應對。例如，對于疫情，我們採取了很多應急的措施，但我們最基本的理念和追求不會由于疫情或短期的問題而改變。 高校作為各種資源、人才密集的地方，不能不對社會的熱點問題作出回應，也不能不對世俗的潮流做出判斷，反而應該釋放出積極的信號，引導社會文化和發展的升級。 這兩者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如果能堅守初心，有一個準確的定位，一定會處理好這兩者之間關系的。如果沒有長期的定位，跟著指標跑，跟著世俗跑，就有可能會被誤導。 遺憾的是，現實中我們很多人都在被誤導，原因就在于丟失了對大學本質的堅守，迷失了大學最基本的定位。 《中國科學報》：所以在您看來，大學應該是要入世的，而且應該要深深地入世，才能夠去體現一種擔當。如果做壁上觀或者完全跟社會脫離也是不合理的，是對大學存在價值的一種傷害。 席酉民： 我同意這個觀點。大學一定是要入世的，大學就是生活在世俗裡，但大學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入世以後才能出世。離開社會現實環境的追求可能是空洞的，所以高校一定要扎根在具有豐富社會問題的土壤中，才能讓你做的那些高端的研究有意義、有社會關聯性。 《中國科學報》：您能不能明確說一下，您認為的初心和堅守是什麼？ 席酉民： 對個人而言，你想過一個什麼樣的人生，你想擁有什麼樣的生命，這就是初心。不管環境怎樣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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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短期是好還是壞，你都能夠克服重重阻力，瞄準你的初心，一步步走下去。這就是堅守。 對高校來說也一樣。如果高校不是簡單地只想有一個光鮮的排名，而是希望抓住目前這個世界所給的機會，成為在某些領域裡的全球引領者，然後按照這一定位，智慧地選擇一些道路，一步步做下去。 （本文系《中國科學報》大學週刊校長面對面欄目專稿。） 特別聲明：本文轉載僅僅是出于傳播信息的需要，並不意味著代表本網站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其他媒體、網站或個人從本網站轉載使用，須保留本網站注明的來源，並自負版權等法律責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轉載或者聯系轉載稿費等事宜，請與我們接洽。，